“中日韩人口老龄化暨老年保健医学国际论坛”综述

人口老龄化是中日韩三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16年8月25日，由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吉林大学、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韩人口老龄化暨老年保健医学国际论坛”，在吉林大学召开。来自中日韩三国相关领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就人口老龄化应对政策、老年保健医学发展、老年人健康保健政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此次论坛，是中日韩三国代表首次围绕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健康保健为主题展开学术交流与讨论，充分展示了专家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丰硕成果，为三国加强该领域研究合作，完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推动老年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本次论坛得到中国政府和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计生委李斌主任专门发来贺信，国内外6位代表致辞，充分肯定了本次论坛的重要意义。论坛上，4位专家学者做了主题报告，16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保健医学、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龄政策、中日韩老年健康与保健”三个议题做了发言，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主要内容涉及中日韩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老龄化背景下中日韩老年保健医学发展及老年健康保健基本状况，以及中日韩养老保障制度与老龄政策措施三个方面。

一、中日韩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1.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势

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5%，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19.5%，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在2020年达到11.5%。[1]2015年10月，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实施后，学术界对政策影响做了广泛研究。有学者在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老龄化的新趋势与新特点研究中，以科学分年龄的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分年龄的目标人群二孩生育比例和目标人群二孩生育时间分布为参数，对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新增人口数量和总和生育率均处于最高水平，此后开始逐步下降，这将使中国人口负增长推迟3年，但并不会影响未来60年内老年人口规模，在2050年前老年人口比重较维持原来较严格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也将有所下降。总体看，全面两孩政策将使中国出现一个短暂的出生高峰，但整体上对老龄化的缓解有限；未来老龄化进程将呈现阶段性特点，2017-2021年底部与顶部老化同时弱化，2022-2036年急速发展并达到中度老龄化，2037-2046年老龄化速度放缓而高龄化加快；2046-2050年60岁以上老人比例和80 岁以上老人比例同时快速增加；未来老年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比例提高，财产拥有度最高，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均较维持原政策偏高，老年抚养比则在2030年后低于维持原政策时的水平。为此，该学者提出，老年人口数量及一些特点应考虑在有效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制度设计中。[2]

2. 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势

2005年日本总人口1.28亿。在全部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其中65-7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1%，而75岁及以上人口占9%。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快速发展。据有关部门预测，203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15亿，全部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32%，其中65-7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为12%，而7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提高至20%；2055年日本人口将进一步减少到0.9亿，全部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41%，其中65-7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为14%，而7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提高至27%。[3]由此可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7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将急剧增长，高龄化问题将进一步突出，必将对整个社会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适度调整老龄政策。

3. 韩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势

近年来，韩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2010年韩国老龄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韩国称之为老龄赡养率）为15%，而老龄化指数（65岁及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的比重）为67.7%。据有关部门预测，2020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5.6%，老龄赡养率和老龄化指数分别提高至21.8%和124.2%；2030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4.3%，老龄赡养率和老龄化指数分别提高至37.3%和214.8%。另有预测显示，韩国男性人口预期寿命将从2020年的78.2岁提高至2030年的80.7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将从2020年的84.4岁提高至2030年的86.6岁。[4]这表明，未来10余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韩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巨大挑战。

二、中日韩老年保健医学发展及老年健康保健基本状况

围绕中日韩老年保健医学发展及老年健康保健基本状况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 老年保健医学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问题。我国在慢性病防控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包括引导大型医院参与慢性病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建立覆盖全国、分布合理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网络体系，开展临床医务人员技术培训和业务技能标准及岗位职责调整，设立脑卒中防控信息网络平台等。相关调查数据和经验表明，慢性病防控应采取“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提高素养、宣教先行；学科合作、规范防治；高危筛查、目标干预”策略，开展“三级预防”，逐步降低慢性病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1]

另外，我国积极探索中医在老年健康保健方面的应用。中医在老年病防治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主要是以中医医疗机构为主体，结合养老机构、养生保健机构，通过中医药物疗法和非药物诊疗方法，开展以防治未病、治疗慢病、抵抗或延缓衰老为主要目标的老年中医健康服务业，并不断强化养生保健人员、机构管理，制定了首批养生保健技术标准，以中药原药材或中药材提取物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加工的保健食品，为老年保健起到了积极作用。[5]

其它方面的探索还包括，非对抗技术（NAT）在老年保健医疗中的应用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非对抗诊疗技术是结合中、西医文化，使用通用性设备进行诊疗过程的一种技术。其核心是通过对人体系统进行调节，在新理念和方法指导下依靠人体自愈力来完成系统健康工程。目前这一技术在骨与关节疾病、肿瘤、强直性脊柱炎等疑难杂症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

2. 老年健康保健基本状况

韩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导致老年人赡养费和老龄化指数不断提高，老年慢性病患病率提高，为此韩国积极构建慢性疾病管理体系，通过新设和中小医院病床功能转换增加长期疗养病床的数量，进一步落实长期疗养保险制度，同时加强老年医学教育，为老年保健发展提供保障。[4]此外，也有韩国学者指出，韩国老年人口面临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包括独居比重上升、养老院和医院具有身体疾患者比重增加，然而，韩国老年人口从养老院到老年医院转换比率低。养老院主要为老年人日常生活提供社会福利和生活照料，老年医院则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康复、治疗等服务。[7]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老年慢性病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快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运用广东省珠海市与吉林省长春市和四平市老年人口慢性病患病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调研数据，分析南北方老年人健康状况，得出结论认为，高血压、骨关节病、心脏病、糖尿病四种慢性疾病，在南北方均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另外，眼病在南方患病率较高，而脑血管病则在北方患病率较高，年龄、体重、饮食习惯是影响慢性病患病的重要因素，增加知晓率对控制慢性病进程有重要意义，建议加强在慢性病筛查、健康教育、营养与合理膳食等方面的工作。[8]

3. 加强老年健康保健研究

为了加强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口健康问题的保障，学术界不断尝试以新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为老年健康保健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如老年人口健康行为干预是养老模式选择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通过对循证方法在老年人口健康行为干预中应用的探索，我国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包括老年健康行为干预在内的老年人口问题循证研究平台（即证据库）；目前国内已有老年医学的研究平台，人口学还需要一个社会学视角的循证研究平台。[9]

三、中日韩养老保障制度与老龄政策措施

1. 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及其完善

日本和韩国较早地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介护保险制度运行与老年保健等方面具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为保障老年人口照料、护理等需求，实现健康生存，日本建立起介护保险制度（即照护保险制度）。但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介护保险制度的实施和运行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即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认知障碍人群的照护问题，以及照护人才缺乏问题。[10]

另据有关学者研究显示，日本鸟取县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但老龄化率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积极的、切实可行的支持措施以应对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此，提出建立区域一体化的护理系统，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创造使老年人发挥能力的社会环境；二是在现行护理保险制度为依据，以预防慢性病为重点，充实对老年人口的照顾护理服务，而不是实施患病后的补偿性照护；三是整合社区医疗机构、护理机构和上门服务等公共服务资源，支持老年人居家养老；四是打造和谐社区，使老年人与社区居民共存共乐；五是针对认知障碍人群不断扩大的实际，以注重预防、早期发现、及时治疗为原则，采取社会性的防范措施。[11]

1998年，在老年人健康照料体系保障下，韩国已经实现社会医疗保障全覆盖，为参保者提供免费服务。从目前看，养老金没有被覆盖的保障项目增加较快；政府建立的公共医疗中心，但仅占社区医疗服务的10%，90%社区医疗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导致医疗服务成本增长。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老年健康照料体系面临一些问题，如老年人口对于长期照料需求不断增加，加上家庭对养老支持减少，使得财政资金不足和公共扶助有限问题愈加突出。健康照料成本提高，特别是老年人口医疗支出及其占GDP比重均不断增长。为解决韩国老年健康照料体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贫困人口、残疾人口，应防止健康照料成本进一步上升，并在未来加强老年教育，一方面增加老年人日常照护知识，另一方面为服务老年人口培育更多的老年医学专家。[12]

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困难老年人基本服务保障制度，居家、社区、机构、信息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服务网络，老年人口信息+呼叫服务+应急援助和服务系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资源整合为主要特征的整合机制，以市县、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组管理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管理体制，以及老年人评估、养老机构评估、服务质量评估的评估机制。然而，在这一框架体系下，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中国养老公共服务存在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和民办养老机构床位大量闲置之间的冲突，资金保障与服务保障制度存在碎片化问题，另外福利不足与福利过度现象并存等。由此，在养老服务体系定位、志愿者服务效率、示范性养老基地建设等方面产生对中国养老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质疑，反思这些问题，在未来养老制度设计方面，应准确定位政府、市场、社会、家族与个人的责任边界，明确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建立完善的评估和准入制度，加强现有养老政策的落实，培育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13]

2. 创新老龄化应对措施

日本在建立有较为完善的介护保险制度的情况下，近年来，重视老龄化进程中老龄社区重新设计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已经开展的15个研发项目合理分布于全国范围内，其目标是为老年人口生活创造便利条件，为老年人群提供新的就业模式，确保老年人口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获得满足感，重新设计的老龄社会社区应为老年人口提供增加参与社会活动活力、延长健康时间、在恢复健康后能够维持独立生活的环境。[3]

多年来，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家庭规模微型化发展、家庭稳定性减弱、家庭生命周期分布重心后移、家庭财富和健康资本积累差距拉大等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医养乐”居家养老模式，即以农民家庭成员自助为基础，以政府支持和社区辅助为依托，共同实现老年人物质生活有保障、医疗保健有服务、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有安排，幸福愉快度过晚年生活的抚养方式。农村“医养乐”居家养老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低收入和无收入家庭、失能和半失能家庭，以及空巢家庭和单身家庭，对此应通过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实现这部分家庭居家养老健康发展。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和社区双向互动、双向制约的“签约式”家庭服务机制。[14]

我国在鼓励家庭养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近期，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发展“互联网+养老”模式，即以智能设备为基础设施，以养老服务需求数据及信息为生产要素，以线下服务圈为分工支撑，供给养老服务。然而，目前，“互联网+养老”模式在智能设备、信息安全、线上平台监管与线下服务跟踪等方面均面临现实困境，同时存在政策滞后的问题，为此，建议加强社会力量在“大智能设备圈”开发与推广方面的作用，通过大数据助力医疗、康复、保健行业与“互联网+养老”模式融合发展，完善并规范社区的信息化养老服务设施，并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互联网+模式”发展的引导作用，以市场化方式解决养老服务供需难以匹配的结构性问题。[15]

另外，有的学者从中日韩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变迁出发，研究三国家庭养老转变及家庭养老功能的现状，指出，家庭养老形式正从同居型向老年人独居型转变，养老的方式正从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为主转变，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以各国老龄化状况和老年人需求为基础。[16]

3. 丰富老年人口文化交流活动，提高生活质量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其核心内容为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的健康不仅体现在身体保健与健康方面，还体现在社会参与度、精神愉悦等方面。

就业是参与社会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中日韩三国老年人就业率不断提高，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为此，三国分别实施了相应的老年人就业政策与措施，未来应在加强机制建设、开发人才资源市场、发展老龄产业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17]

旅游也是老年人健康生存、享受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途径。有学者研究指出，高龄者是中日旅游保健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旅游＋保健产业发展的巨大机遇。高龄旅游保健具有以文化体验为主、行程宽松、向往小众旅游目的地、不注重购物活动等特点，为此应针对高龄者特殊要求，定制旅游项目，提供完善服务，加强三国合作，建立异地养老保健试点区。[18]

另外，有学者基于家庭发展追踪调查从子女与老年父母的交流角度研究家庭功能问题，指出目前中国空巢老年人比重高，相对比而言，城市家庭子女与老年父母的联系较农村家庭更多，多子女家庭中，农村家庭老年父母在精神、经济方面对子女依赖更多，而在身体照料需求方面，向子女求助的比例在城乡之间相差不多。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空巢问题，建议提倡成年子女与老人交流频率，并结合社会支持，发挥家庭功能。[19]

参考文献：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王陇德教授主题报告：“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点行动——慢病防控关口前移”。

[2]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主题报告：“全面两孩政策后老龄化的新趋势与新特点”。

[3] （日）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社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岩濑公一主题报告：“老龄社会社区重新设计的研究与开发”。

[4]（韩）韩国庆熙大学家庭健康学部崔钦林教授：“韩国老年保健的发展”。

[5]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剑峰：“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在老年保健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与展望”。

[6]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分会于晓彤主任：“非对抗技术（NAT）在老年保健医疗中的研究与应用”。

[7]（韩）韩国高丽大学保健中心朴锡元助理教授：“韩国养老院和老年医院的现状”。

[8]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娅教授：“南北方老年人健康状况分析”。

[9]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杨成钢所长、教授：“老年人口健康行为干预与循证实践研究方法”。

[10]（日）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人间福祉学部学大和三重部长、教授：“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现状和今后的课题”。

[11]（日）日本鸟取县福祉保健部长寿社会课小泽幸生课长：“鸟取县的高龄者政策措施”。

[12]（韩）韩国老年健康协会会长、韩国高丽大学家政医疗科赵庸焕教授主题报告：“韩国的老年人健康照料体系”。

[13]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友华教授：“中国养老制度设计：问题与反思”。

[14]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王胜今教授、客座教授林盛中：“重构我国新农村的居家养老模式——关于“医养乐”居家养老的探索”。

[15]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于潇院长、教授：“互联网+养老新模式发展研究”。

[16]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王晓峰教授：“中日韩家庭养老功能变动研究”

[17] 吉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李梅花院长：“中日韩老年人就业政策比较”。

[18]（日）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地域学部梁春香教授：“高龄旅游保健的需求和市场”。

[19]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研究部王晖部长：“子女与老年父母的交流---基于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的分析”。

(摘自中国人口学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