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华教授参加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专题研讨会

自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实现了中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迅速转变，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末开始急剧地下降，在1992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随后持续下降，2000～2010 年总和生育率在1. 3 ～ 1. 5 左右（郭志刚，2011；郝娟、邱长溶，2011；朱勤，2012）。而在宜昌地区，很早就进入“超低生育率水平”，比全国至少提前12年使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1.72，1985年为1.74，1990年为1.43，进入21世纪维持在1左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宜昌市总和生育率为1.06。

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探讨二孩生育政策放开过程中低生育地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为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提供经验支持，由宜昌市卫生计生委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在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之后，于2015年10月24日在宜昌市召开了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专题研讨会。

研讨会开幕式由宜昌市委副秘书长李卫平主持。宜昌市政协主席李亚隆致辞欢迎与会领导和专家。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云彦讲话，他指出在宜昌市举办这样一个会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怎么看”“怎么办”，这是我们要明确的。最后由宜昌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孔福生介绍了宜昌市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情况，宜昌的人口计生工作受到党政领导的高位重视，工作成果显著。宜昌市一孩家庭比例基本维持在80%左右，2015年在74%的比例。符合单独二孩家庭6.7万对，目前**家庭3000个左右，实际生育二孩1800个左右，仅占符合政策家庭的3.7%，比例较低。孔福生主任还介绍了宜昌市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新压力，如宜昌市要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但是人口支撑不足；人口结构如年龄结构失衡，老龄化、少子化形式严峻；一孩家庭比例庞大，家庭风险大，特别是失独家庭每年递增；低生育的现实成为宜昌人口发展的困境。在各方面压力下，宜昌市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如启动“单独圆梦行动”计划，为二孩生育做好配套服务，整合计生、卫生资源，为百姓提供便利服务。面对计划生育产生的问题，宜昌市积极解决，如针对失独家庭开展的“天使儿女”计划等。总之宜昌市的人口计生工作在新形式下稳步推进，但仍然要不断强化人口战略研究，加强顶层设计，致力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会议开幕式结束后，进入研讨会的发言阶段。本次研讨会的主报告，是由杨云彦教授牵头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研究团队共同完成。首先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石智雷副教授代表课题组做主报告发言。他的报告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生育模式与生育现状。利用宜昌40万女性的抽样数据测算出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第二，超低生育水平及其演变。介绍了宜昌人口转变过程，并测算了孩次递进生育率（TPFR）和总和生育率。第三，单独二孩放开后的政策响应。“单独二孩”政策会产生释放效应、生育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第四，未来生育意愿。利用宜昌的深度访谈数据分析了理想子女数和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且分析了人们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原因。第五，鼓励性生育政策实验：生育补贴下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根据四个激励生育的政策模拟实验分析了人们的政策响应效应。第六，低生育水平下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对策建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四步走”战略与政策调整的重点。

主报告汇报完毕后，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五位博士生分别介绍低生育水平的强化机制及其发现。赵伟峰介绍了“成本收益失衡、学习演化与低生育水平强化”的研究。他采用成本效益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对低生育水平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教育成本的上升和婚姻的挤压是生育孩子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孩子保障功能的下降是造成其效用下降的重要因素。成本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双重作用使得家庭的生育意愿下降，外出务工的增加强化了生育意愿下降的机制，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低生育水平的扩散和强化。朱明宝汇报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与低生育水平强化”的研究。利用2015年宜昌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内部支撑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招婿婚姻、劳动力外流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儿子养老功能下降以及兴起的女儿养老功能的上升即儿子和女儿在养老效用上的趋同会降低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但这一效果主要是针对年轻的育龄妇女产生的；男孩偏好弱化是可能的机制之一。这一发现为低生育机制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曹立斌介绍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的社会学机制”。他利用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的社会学机制，重新阐释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研究发现，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常见子女数量和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使得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并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使得其最终生育数量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强化。田瑞靖汇报了“妇女地位、家庭分工与低生育水平强化”的研究。她利用宜昌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建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从家庭分工的视角分析了妇女地位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不会显著影响其生育意愿，妇女地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妇女的家庭劳动分工产生影响的，它会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以挤出效应为主，即从没有外出务工的妇女比从正在外出务工的妇女不想要二孩的概率更高，她们可能会因为照顾小孩与料理家务的精力负担而降低其二孩的生育意愿。这一效应在35岁及以下的育龄妇女群体中表现更明显。徐玮汇报了“女性职业发展、家庭地位与低生育水平强化”的研究。他认为对于当前的低生育现象，众多研究忽视了城市化这一背景。城市化使农村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而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从而减少了女性非意愿生育的可能。研究发现，工作女性比不工作女性、非农就业女性比务农女性有更高的家庭地位，在家中管钱和给小孩取名的概率都显著增加，进而生育二孩的概率显著减少。

课题组汇报结束后，进入专家点评阶段。首先，由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乔晓春点评。乔晓春教授首先肯定了这项研究的价值和特点，研究设计明确、系统并且深入，这是传统的政策研究较少有的。然后，他就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的结论两个方面分别提出建议。在研究过程方面，尽管研究过程已经十分规范了，但是如果技术上再完善将会更好。如果设计一个所有因素对生育率影响的全模型，将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的意义。乔教授指出，现在的政府决策要做两个事情，一是现有政策的调整可以使生育率有多大的反弹；二是如果反弹不足，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力量使反弹大一些。因此本研究是一种超前的研究，可以为国家下一步制定政策提供借鉴，这个借鉴不仅仅是政策的借鉴，还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借鉴，具有重要的价值。针对研究过程，他还提出第二个改进意见，应该加入地区对比研究，这样就更能体现宜昌生育率低的特别原因及其影响程度。在研究结论方面，乔教授认为研究中对几个问题的讨论很有意义。第一，在国家政策制定上如何能够把计生工作做好，同时又避免工作产生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第二，关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问题，目前难以做出结论。就概念本身来说，国内和国外存在差别，在判断的标准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因此是否掉入低生育陷阱很难说。但是把宜昌作为一个点来研究确实是为中国今后的后计划生育时代提供一种工作思路。计划生育的政策调整是短期的，但是计生工作真正要处理的是长期的工作，即处理以往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解决以往计生工作带来的问题，转变工作方式、工作思路，更重要的是转变观念，这就是宜昌在后计划生育时代的创新之处。领先之处。

第二位点评专家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菊华。杨菊华教授谈到自己曾于2008年到过宜昌，而经过七年时间，宜昌的生育意愿变化并不大，在新的人口形势下这一“不变”却让人担忧，但我们的结论是积极的，即使宜昌真的落入低生育陷阱，它还是可以跳出来的。在生育政策调整后，我们如何脱离低生育陷阱，本项研究从经济、人口、社会、性别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鼓励按政策生育的重点关注人群，研究非常细致，系统。杨菊华教授特别指出宜昌的经验十分宝贵，低生育率不是一定带来高出生性别比，这对今后的性别比研究有重要意义。另外本项课题的两个发现非常新颖，一是农村的生育率低于城市。二是流动会提高生育率，很有意思。在关注政策响应的同时，她提到我们还要重视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杨菊华教授提出两点建议，全模型建构的必要性和地区比较的视角。最后杨菊华教授充分肯定了本项课题研究，它非常具有时效性和前瞻性，既有学术性也有政策性意义。

接着，由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石人炳点评。石人炳教授首先用四个“一”高度评价本项研究：一个很好的选题，一个很周到很精致的设计，一系列很扎实的调研和研究工作，一个很精彩的成果呈现。他对本研究的方法和数据进行了肯定和赞赏，认为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对分析对象及政策响应方面解释得清楚明了，但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加入区域比较的视角，如弱约束地区，强外在约束地区和强内在约束地区，这些地区的计生工作、生育意愿和政策响应存在巨大差异，宜昌属于强内在约束地区，把它作为一个点进行研究非常有意义。然后石教授指出政策响应的内容方面，我们不仅要注重数量，同时也要关注性别比的变化。最后石教授认为本项目在政策响应方面做了很好的分析，这是一项非常好的研究。

第四位点评专家是兰州财经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教授赵锋。赵锋认为本项课题非常全面，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对宜昌地区形成低生育率的现实状况做出了一个非常客观的解析。然后他对几个问题做出讨论。第一，从低生育意愿的原因着手，如果能够从经济层面消除压力，并尝试新的手段和方法，特别是在家庭发展和帮扶方面，对于生育率的回位将会有较大作用。第二，关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问题，我国的低生育存在时间并不长，因此在后计划生育时代，应该在柔性的政策调整层面提出新的思路。最后赵锋再次肯定了本项研究报告，紧密结合现实，对于宜昌的研究对未来人口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编辑部主任石玲进行了点评。她认为本项研究全面而且扎实，值得进一步追踪研究。比如宜昌的生育意愿发展情况，失独家庭研究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朱慧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后计划生育时代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不能够扩大。计划生育的负面效果不是计划生育本身造成的，而是在执行计划生育过程中一些决策的空缺、走样造成的，因此要特别解决好这些问题，让百姓受益。第二，宜昌应该在现有计生工作的基础上做出更多的创新，比如特殊家庭的关爱等，将计生工作进一步推进。

专家点评结束后，由中国人口报报社社长、总编辑仪宏伟，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做总结发言。杨文庄司长首先系统介绍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史、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处理人口长期均衡化发展要比控制人口更加艰巨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付出精力更大，时间更长，但是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准备和研究还很不足。而本项研究就是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来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结合实际，响应国家政策，意义重大。杨司长对本项研究充分肯定，并建议继续深入研究，探索经验，取得成绩，使下一步调整完生育政策走的更好，使促进均衡发展的目标实现的更好。

会议最后由宜昌市政协主席李亚隆讲话。李亚隆主席表示宜昌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人口和计生工作质量和水平，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通过会议的发言汇报，专家点评和总结环节，与会人员都收获颇丰。研讨会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本综述由田瑞靖记录并整理）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