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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翟振武教授:应对社会风险须引入"家庭"视角

    发布时间:2018-02-20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可持续的单位,是连接个人与社会、国家及世界的纽带,家庭发展的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作为世界第一家庭大国,面对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的家庭发展呈现哪些特点?社会发展对家庭有着怎样的影响?促进家庭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家庭峰会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
      家庭功能的重心由经济逐渐转向心理慰藉、精神依托和生活照料等方面
      记 者: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世界家庭组织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家庭峰会日前召开,并发布了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家庭发展的《珠海宣言》,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这一宣言将以家庭为核心的政策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将与家庭相关的议题以主流议题的方式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为出席此次峰会的我国人口学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一宣言?
      翟振武:世界家庭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致力于维护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和福利,促进家庭幸福,加强各国家庭组织的联系和团结。2014年是“国际家庭年”20周年和世界家庭峰会10周年。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家庭大国。在我国举办世界家庭峰会,将展示中国在促进家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加深应对社会快速转型和家庭剧烈变迁的战略研讨,提升中国在家庭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珠海宣言》达成了16条共识,内容涉及确保家庭最低收入和最低社会保障;给予家庭成员教育、培训的机会;增加医疗卫生服务机会;关注脆弱家庭和脆弱社区抵御疾病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家庭保健功能;增加家庭和睦及成员间的团结;把家庭问题纳入国家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加强对家庭问题的政策研究和数据收集;促进家庭管理和服务机构建设;增加促进家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家庭儿童保健系统建设;防止、打击家庭暴力;重视自然灾害、冲突、战争对家庭的影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注城市化对家庭的影响;重视可持续家庭消费模式的建立。这一宣言达成了在制定联合国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中聚焦家庭的共识,呼吁国际社会在制订联合国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中引入家庭的视角,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以家庭为单位提供政策和服务,可谓意义重大。
      记 者:《珠海宣言》的起草历时3个月,采纳了中方专家提出的多条合理化建议。这些建议背后显示出近年来我国家庭发展有着怎样的特点?
      翟振武:中国家庭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平均家庭规模为3.02人,家庭户比2000年缩小了12.2%,比1982年缩小了31.4%,传统的“四世同堂”大家庭已难得一见。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核心家庭比重持续下降,老人独居家庭、隔代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等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常回家看看”的提法也印证了这一现象。三是新型家庭关系日益确立,家庭成员更加追求平等、民主和自我实现,家庭功能的重心由经济逐渐转向心理慰藉、精神依托和生活照料等方面。
      四是家庭的城乡分布格局逆转,城镇家庭已多于农村家庭。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家庭户的分布格局。2000年~2010年,城镇家庭户增加了58%,农村家庭户减少了7%。2010年,城镇家庭数量超过农村,占比达51.5%。五是“一代户”迅速增加。2010年“一代户”共计12716万户,超过全国家庭户的1/3;与2000年相比,数量增加了86%。六是家庭居住分散、离居现象明显,子女外出打工、上学,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越来越多。
      我国家庭发展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长期制度安排,政策间相互衔接困难
      记 者:您刚刚提到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也是当下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品质等各方面的社会期待都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与家庭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不是一种“退步”?
      翟振武:实际上,家庭功能对每一位家庭成员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家庭各项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是维持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发展的前提。
      我国家庭功能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家庭经济功能收缩,即使在农村,家庭生产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下降;二是随着家庭类型的多样化和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家庭功能也出现了分化,一些家庭功能因需求消失而关闭,一些功能因家庭结构不完整或能力缺失而弱化甚至丧失;三是家庭功能外化,即一些家庭功能被社会专业化组织所接替或部分替代;四是家庭功能的重心更加偏向于感情、消费、照料、安全、娱乐等福利性功能。
      目前来看,中国家庭的功能需求与供给关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功能残缺与家庭功能需求之间的矛盾。因家庭结构不完整导致的家庭功能残缺是家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家庭(主要是生活安排分离的家庭以及单亲家庭、单身老人家庭等)的一个基本功能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二是家庭养老需求增长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
      赡养老人是家庭的重要功能,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与我国家庭养老需求迅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家庭人力资源短缺和时间资源紧张,家庭的养老能力被削弱,其中农村留守老年人家庭、独居老人家庭的养老问题最为突出。因家庭结构不完整造成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或缺失是有老年人的家庭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数据显示,2013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4.9%,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老年人生活安排的主要形式。
      记 者:除了养老,我国家庭发展面临的难题还有哪些?如何探求解决之道?
      翟振武:我国家庭发展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长期制度安排,还有没出台专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政策。同时政策间相互衔接困难,导致政策碎片化。例如我国的所得税按照个人征收,而国外许多发达国家按照家庭征收。如果一个三口之家,其中一个人收入较多,而另外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么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税收就不多了。再比如医保方面,我们是按个人来缴纳的,导致家庭成员享受医保的程度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开药”的现象。
      从长远看,我们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家庭发展的支持政策,整合相关资源,以家庭为单位提供福利津贴,提升家庭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有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日本。为了维持家庭的团聚,帮助家庭养老,日本在购房方面有优惠政策面向年轻人。如果年轻人买房子时,多买一套附近的供父母住,第二套房子就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德国的老年人享有长期照料保险,即使提供照料者不是专业人士,而是家庭成员,保险同样会支付费用。

     

    (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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